大约数十年左右的时间，互联网技术进入耀眼的爆发期，众多突破此起彼伏，并且相互震荡。一些技术的运用限于特殊领域，例如医学的远程手术与诊断，金融的全球结算系统，或者军事领域的无人机与精确制导导弹；另一些技术大规模渗入日常生活，几乎涉及所有的人，例如通讯工具与大众传媒。互联网技术还有多大的潜力？这个问题迄今仍然是一个谜。
每隔一段时间，ChatGPT或者Sora等等新技术产品明星一般出场，引起各个群体音量超常的喧哗乃至尖叫。与新型的汽车或者飞机不同，许多人对于这些新技术产品的功能一无所知，以至于技术人员不得不出面担任解说与商业宣传。这种状况表明，互联网技术已经跑到日常需求之前，力图以超前的形式引导大众生活。当然，大众的外行与陌生并未削弱新技术产品的吸金能量。令人咋舌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向相关领域积聚。那些精明的投资大佬相信技术逻辑的必然延伸：种种前期研究如同排列就绪的多米诺骨牌，一个节点的开启将带动诸多后续环节的成功。技术的盛宴指日可待。
与技术逻辑的直线演绎不同，新技术产品赢得的社会评价众说纷纭，犹如四向扩散的涟漪。新技术产品进入何种社会，落入哪一双手，可能产生迥异的意义。正如鲁迅所言，火药可以制造子弹，也可以制造爆竹，罗盘针可以用于航海，也可以用于看风水。不同的阶层或者行业，可能因为相同的技术产品受惠或者受损。人工智能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一批生产员工或许会因为裁员而失业；网购的成熟与物流行业兴盛的背面，一些实体店面纷纷因为亏损而关闭。银行、医院、电信等机构普遍使用机器从事咨询、预约、编号、付款结算，那些由于陌生而滋生机器恐惧症的群体——譬如老人，或者来自偏僻山村的居民——时常被拒之门外。社会学考察可以显示，技术的后果并非均匀洒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是利益还是弊端。科幻电影时常出现的情节是，一批人乘坐流线型的宇宙飞船前往火星，另一批人只能无奈地滞留遭受核污染的地球，如同鬼魅一般出入于废墟与洞穴。不论什么时候，社会结构始终在技术产品的分配之中留下清晰的投影。
麦克卢汉在解释“媒介即信息”这个观点的时候说，媒介或者技术本身之所以作为信息，是因为新型媒介重新设计世界的各种衡量尺度，形成速度与模式的深刻改变。铁路运输哪些货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铁路构造出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与新型的闲暇。几个世纪以来，大众传媒正在精神领域产生相似的效果。大众传媒的传播范围、传播速度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内容。大众传媒的历史当然可以追溯到印刷文化的平装书与报纸杂志。平装书或者报纸杂志不仅提供长篇小说与日常新闻，而且打开了大众的阅读空间，重新划分各种文化层面。广播与电视可以视为电子传媒的代表：广播组织起一个声音的社会；电视的影像符号不仅削弱了由来已久的文字中心主义，而且造就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夜生活结构。目前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可以依赖一部手机处理大部分社会事务。作为互联网技术的交汇点，手机的功能包括移动通话、电子邮件、微信或者短信息，各种型号的视频、图像传播以及各种内容的网络直播；参预经济往来的时候，手机可以网购、传达快递物流信息，可以炒股、付款与收款乃至大额转账；手机可以深度介入社会活动，借助互联网组织各抒己见的公共空间，例如网络会议或者微信群，必要时还可以举行投票选举。总之，这一部随身携带的小机器似乎开始充当某种无形的轴心。
大众传媒的历史显明，技术始终站在大众这一边。遥远的古代社会，文化由少数精英阶层掌控。甲骨、青铜、竹简、石碑等古老的传媒体系只能传送少量符号，文化仅仅流传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对于圈子外围的大众来说，文化如同不可企及的海市蜃楼。进入现代社会，印刷、电视、互联网一次又一次拆除文化的传统门槛，大众兴高采烈地涌入神圣的禁地，营造自己的狂欢节。从卡拉OK、“傻瓜照相机”到短视频的风靡，谁说音乐或者摄影只能由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垄断？技术拒绝为文化等级制度效力，大众传媒的意义是开放编码与解码的权限，将这个权利交到大众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一批革命家与进步知识分子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化与大众的汇合；出乎意料的是，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这个使命。
与传统的政治动员不同，技术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资本与商业市场。无论是印刷、电视还是互联网，大众传媒的运行资金获得商业利润的有力支持。经济层面的良性循环返回技术逻辑，并且为技术的未来提供强大的信心与充足的资金储备。这时，大众传媒的“大众”不再是抽象而模糊的群体，而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大众成员的具体人数转化为企业账本的利润数目。这种状况与一批知识分子的理论预设存在很大差距。他们期待解除精英的文化霸权，协助大众走出精英的遮蔽，“沉默的大多数”是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这种理论预设包含自我献祭的英勇姿态：精英的文化霸权土崩瓦解的时候，倡导这种主张的知识分子也将泯然于大众。尽管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详细考虑大众的声音寄存于何处。“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口口相传的民间传播可能覆盖多大的范围？大众汇聚在广场上振臂高呼，这种传播显然只是一种象征性原型。大众传媒的出现及时填补了理论预设的空白之处，但是，技术、大众传媒、商业市场的循环关系出其不意地打乱了知识分子的整体构思。
至少在目前，这种循环关系正在带来多方面的不适与震荡。首先，与传统想象划分的文化区域不同，互联网技术似乎超出驯服的工具范畴，试图问鼎若干人文学科的基本问题：在无远弗届的“算法”面前，哲学的“道”或者宗教的彼岸又在哪里？音乐、绘画的神奇审美可以化约为另一种“算法”吗？无所不能的芯片或者人工智能仿佛即将接管一切，生命、身体或者精神意识的边界又在哪里？手机依赖症疾速蔓延，那一块电子屏幕会不会成为社交生活乃至家庭亲情无法甩下的牛皮癣？其次，技术、大众传媒、商业市场的联盟如此强大，一种新型的霸权已经形成。种种迹象表明，商业市场对于大众传媒的操控成为干扰乃至干预作品内容的重大因素。书籍印数、电视收视率或者网站的流量几乎充当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第三，许多时候，真实的大众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存在差距。大众并未对大众传媒的霸权表示反感，相反，他们欣然接受定制的各种套餐，内心充满一个消费者的快乐与自豪。网络空间的欺世盗名、众口铄金、盲从偏执、轻率暴戾比比皆是，并且装饰为耸人听闻的娱乐的形式。知识分子发现，娱乐主题的感召力远远超出预计；沉湎于娱乐的大众如此陌生，以至于无法熨帖地安放在他们设计的未来蓝图之中。
一些知识分子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失望，甚至抱怨大众传媒是一段文化的弯路。的确，没有理由否认失望与抱怨背后的事实。但是，另一些事实表明，乐观的可能仍然存在。绕开显眼的娱乐主题，技术与大众传媒仍然显示出处理生活乃至重塑生活的多种可能。许多知识分子正在专业领域分享先进技术，只不过将各种收益视为理所当然。更大范围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与一批报纸杂志分不开。尽管那个时期的报纸杂志曾经是武侠小说或者鸳鸯蝴蝶派的温床，然而，历史还是摆正了方向：大众传媒为鲁迅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提供了破门而出的空间。这个范例引申出的观念是，进步并不是技术的天然产物。
各种纷杂的因素交错互动，技术始终是一柄双刃剑。技术使用的复杂程度不亚于技术的发明，涉及各种衡量、评估与争取什么，禁忌什么。互联网技术的前景如此广阔，以至于不得不追问：历史需要什么？只有正确解读历史罗列的清单，技术的正面意义才能真正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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