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２２日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题为《技术带来的七大变化》的文章。文章说，如今人们习惯性地把“技术”说成一个特别的经济部门，包含精密电子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以及提供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服务。

　　这是一种狭窄得离谱的定义。从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发明的每一种方法都是“技术”。发明技术的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此外，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新型通用技术的影响范围远大于狭义的技术领域。

　　第一，近期的通信技术创新渗透速度快得惊人。2015年末，移动手机订户超过了70亿，渗透率达到97%，远高于2000年的大约10%。同期互联网接入的渗透率从7%升至43%。

　　在经济层面，这导致电子商务崛起、产品能够“比特化”（比如音乐、电影、新闻媒体）的行业发生转变、“共享经济”兴起。在社会层面，这改变了人际交往。在政治层面，这影响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存在一道深深的“数字鸿沟”。2015年，发达国家81%的家庭能够接入互联网，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接入比例为34%，最不发达国家的接入比例仅为7%。

　　信息就是力量。目前还不清楚，互联网接入的迅速普及会不会比互联网可用性方面的持久差异更重要。但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越过糟糕的通信和金融网络、实现跳跃式发展的能力已经转变了一些发展中国家。

　　第三，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并未带来生产率增速的持续提高。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是新技术发展的领导者，而且在一个多世纪期间一直是世界上生产率最高、最创新的经济大国。

　　在截至1966年的10年里，美国的每小时工作产出每年增长3%，其后增长率下降，在截至上世纪80年代初的10年里跌至1.2%。在万维网问世后，该增长率在截至2005年的10年里提高到2.5%。然后又在截至2015年的10年里降至1%。

　　对生产力增长的来源进行解构突显了这一点。在截至2015年底的10年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种衡量创新的指标）平均每年只增长0.3%。

　　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所指出的，清洁水、现代下水道、电力、电话、收音机、石业、内燃机、汽车以及飞机都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问世的创新，它们带来的变革远远大于过去75年期间的信息技术。

　　针对这一点，一些人主张，统计学家未能正确地衡量产出，部分原因是未能把搜索等免费服务计算在内，这些服务产生了未经测量的巨大剩余价值。然而，我们不清楚为何统计学家会在21世纪之初突然失去衡量新技术影响的能力。与上文阐述的道理一样，大多数新技术都会产生未经测量的巨大剩余价值。想想电灯对学习能力的影响吧。

　　第四，至少在３个方面，新技术加强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第一是“赢者通吃”市场的崛起——少数成功人士、企业和产品主导了世界经济；第二是全球化的兴起；第三是金融交易和其它抽租金融活动的爆炸式增长。

　　一些人主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使一些相当复杂的技能变得多余。若果真如此，这可能会使机器人的主人与其他人之间出现根本鸿沟，就像当年的地主和无地劳动者之间的鸿沟那样。

　　第六，全球化通信的兴起、我们对网络空间的依赖上升、巨型技术公司的崛起和“大数据”的发展给隐私、国家安全、征税能力，以及更广义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第七，多元化的互动媒体的发展正在影响政治。更广泛的获取知识的途径是一个潜在的福音。但新技术也可能被用于散播谎言、仇恨和愚昧。

　　技术是工具。它们提供机会，也暗藏危险。古往今来，我们如何利用技术始终取决于我们自己。